新发地流调揭秘：事无巨细到所去公厕的位置、等车时身边有几个人
记者/梁婷
摄影/付丁
编辑/刘汨
疾控人员完成流调后准备脱下防护服
28岁的杨洋经历了参加工作以来的“最大场面”：偌大的新发地市场全面封锁、商户连夜转运隔离，她和同事们则穿上防护服数次进入其中，寻找新冠病毒的痕迹。
6月11日，北京连续56天没有确诊病例的记录中止，杨洋所在的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进入了此轮疫情的“最前沿阵地”。他们在新发地市场提取到了阳性样本，完成了对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并且对到访过新发地的人员的生活环境进行了采样。
进入7月，北京疫情逐渐趋于平稳，回看杨洋和同事们这段追踪病毒踪迹的日子，他们对确诊病例进行问询、走访病例活动场所，小到在车站停留的时间、所去公厕的位置，都成为了无法被忽略的细节。
这一切事无巨细的背后，只为尽早找到病毒传播的踪迹，进而将它斩断。
疾控人员准备进入隔离病房
进入新发地
6月11日中午12点。杨洋和丰台疾控中心的另外三名同事一起，穿着一次性蓝色隔离衣、戴着N95口罩进入新发地市场。他们接到的任务是，配合西城区协查一位高度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行动轨迹。北京连续56天没有确诊病例的记录，即将被这名52岁的“西城大爷” 打破。
杨洋起初拿到手的报告内容有限，只知道病例去过新发地买东西。路上，他们又收到了病例在新发地的微信付款截图，截图上的关键信息是收款人的微信昵称，这是此次流调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
在新发地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通过商户的微信群，一个半小时后，杨洋和同事们逐一确定了男子经过的四个摊位，主要集中在牛羊肉大厅，这里的摊主也成了首批流调对象。
“一个高风险人员到咱店里买过东西，需要采一下人员和摊位环境的样本做检测。”摊主们都很配合，杨洋和同事们完成了对9个人员样本、31个环境样本的采集，同时对有无出京史、有无发热、咳嗽等症状进行了询问。
“当时不确定市场一定会出问题，他在丰台去过四、五个地方，在这些地方我们都进行了调查、寻找感染源。” 6月12日凌晨，新发地市场31个环境样本中的2个样本检测结果为阳性，分别是三文鱼案板和三文鱼摊位的地漏。
有了武汉的经验，当病例涉及到市场尤为敏感。6月12日上午8点，杨洋一行十人再次进入新发地市场，他们全部穿上了二级防护服。杨洋没有害怕，但也能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市场内牛羊肉水产综合交易大厅已经被完全封闭。
丰台疾控中心流调组组长杨霄星介绍，在12日这天，丰台疾控中心有近40人进入新发地市场采样。虽然市场面积很大，但病例曾经去过的牛羊肉大厅是重点区域，有限的人力大多被投入到了这里，完成了对摊位、摊主以及工作人员，共计数百份的采样。
自那之后，新发地市场完全关闭，采样、检测规模不断扩大，风险人员则被暂时隔离。6月17日22点左右，杨洋又一次进入新发地市场，这里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冷冷的白炽灯光照着，还没清理的鱼虾的味道涌过来，工作五年，杨洋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也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让她最受冲击的一幕。现在回忆起来，她的眼里还是泪汪汪的，她一直忘不了，商户被转运去隔离时那种很无辜的眼神，“心里难受，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疾控人员对一名确诊病例进行问询
“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6月12日以后，北京市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不断攀升。6月13日、14日两天连续新增36例，截至6月19日，在确诊的205个新增病例中有144例分布在丰台区。
对于丰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时间太紧张了。此次疫情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在支援力量抵达之前，他们一个人要在24小时内完成2个病例的流调。这是一个循着蛛丝马迹确定轨迹的过程：在了解病例基本信息之后，进一步电话核实、追问。到病例暴露过的现场查看监控、采样，重要病例还要进入病房当面核查。
杨霄星介绍，流调最关键的是14天的节点，判定感染来源是从发病时间往前推14天，判定密切接触者要从确诊病例发病时间往前推4天。从那天开始，他接触到的人，在近距离接触一米之内没有有效防护的，便判为密切接触者。他们要穷尽一切可能找到这些人。
事无巨细的还原14天的行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次新发地的疫情，因为发生突然、波及人数较多，所以流调相比于以往对细节的要求更加严格。
杨霄星举例，如果病例在某一天外出了，此前的流调只要确定他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及出发时间即可。但这次要问到出门以后左转还是右转？等车等了多久？周围有几个人经过？若从外地进京，还要询问在服务区是否有过停留、有无同行人？同行人口罩戴的哪一种？
反复的核实不可避免，最多的时候杨洋给同一个病例打了五、六通电话。对方曾参加过面试，但无法确定是15号还是16号。他们一一核对付款记录、出行凭据，又要到了面试官的电话，继续确认。
除了时间点的问题之外，第一次流调时，一些细节也可能被忽略，需要不断补充。杨洋流调的一个确诊病例住在大院里，使用公共卫生间。写报告的时候，她意识到公共卫生间的位置很关键。如果在院里，波及的只是院子里的人，但在院外的话会涉及其他邻居和路人。她又一次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着实不耐烦的人会挂掉电话，但大部分人都很配合。杨洋说，这次流调的对象很多都是商铺的工作人员，很朴实，问什么答什么。“这时候真的很考验他们的耐心，有些信息他们想不起来。出行遇到的人，确实也不认识。”杨洋很少遇到特别紧张或恐慌的人，那些接触到的确诊病例，往往最关心的是家人的身体状况。
还有一些时候，需要工作人员到病房询问。丰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李若曦曾负责对一名三岁的确诊病例进行流调。在正式进入病房前，他先初步对孩子的家庭居住面积、家庭成员以及接触史进行了了解，在与孩子母亲的电话沟通中，他让对方提前开始回忆近几天的行程轨迹，“这样我们见面时就可以直接开始回忆，减少在病房里的时间。在里边暴露越久，对我们和医护人员都是风险。”
电话里，妈妈说孩子此前没有生病的症状，但流调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发病时间。李若曦捕捉到了6月12日这个时间点，妈妈说到那天孩子吹空调着凉了。
进入病房以后，他们了解到和小孩一起吃过饭的大姥爷曾经去过新发地，15日已经确诊。孩子也在25日检测出阳性。李若曦现场让孩子的妈妈翻手机、看相册，查看支付记录。他一点点提示，孩子有没有过咳嗽、咽痛？是不是吃过药？妈妈想起来12日孩子确实有过发热症状，他们以为吹空调着凉，孩子吃了药很快退烧，就没在意。
李若曦在病房里待了近五十分钟，他说这个案例虽然有和确诊病例明确的接触史，“但不能先入为主地完全归在那，因为有的时候答案虽然很明确，但可能不是唯一的。”所以他要一遍遍让家长回忆，在这期间是否还接触过其他人。流调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传染源，还要排除或找到其他传染的可能。
查看监控录像也是流调的手段之一
超负荷的半年
6月24日晚，丰台疾控中心接到了紧急任务，为了更大面积的溯源，要对去过新发地的人员的居住环境进行采样。
丰台疾控中心的八、九个司机和十多辆车承担着近百人的接送任务。夜晚到访居民家，需要社区和民警的配合，往往一处采样还没完成，下一个社区已经在等着了。
人手不够成了最大的难题，除去流调之外，还要完成溯源采样、环境采样，以及对社区和集体单位进行防控指导。田庆民是调度任务的总指挥，到凌晨5点他已经接送了三趟采样人员，最后不得不亲自上阵，早在一二月份的时候，田庆民就曾六七次跟随殡仪馆的车辆，指导过对新冠肺炎死者遗体的转运和消毒工作。
杨霄星常常忙碌得想不起来之前做了什么，很多时候两天两夜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上次回家已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这样的高负荷运作已经持续了近半年时间，年三十晚上，他们在单位加班，年夜饭是泡面。
杨霄星和同事们也见证和参与了北京防疫的不同阶段。一、二月份时，以两三人为一组进行流调，平均每天一个病例，对象大多是有武汉接触史的人员，工作量没有现在大，但碰上“大案子”也得忙活三到四天。在这之后，他们的工作重点逐渐变成了应对境外输入病例，到6月，又迎来了新一波疫情的考验。
进入7月，新增病例不断减少，流调和采样已经不是工作的主要内容。杨洋开始投入高考保障任务。今年高考，北京市设17个考区、132个考点校、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各考点增设了一名防疫副主考，杨洋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工作从考前几天就已经开始。首先要为考点做防控培训。从考场的准备，考生和工作人员的防护到异常情况处置，以及考场的消毒浓度，部位和频次，备用考场的启用等等，事无巨细的都要考虑到。
7月7日早上6点30分，杨洋抵达考点。她站在校门口的等候区，协助学校疏散家长人群，保证学生一米距离进校，测温和手部消毒，还要随时观察师生的防护情况。
也是在这一天，下午的疫情发布会上通报，7月6日0时至24时，北京无新增报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自6月11日以来首次出现新增病例零增长。
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也在这场发布会上被再次提及。“北斗系统55个卫星织成一张天网，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包括杨洋这些疾控人在内的每个市民都被比作了“天网”的一部分，所有人共同织就了这座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
【反侵权公告】本文由北京青年报在腾讯新闻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在武汉，5.9万考生等着高考铃声响起
看过这部纪录片，一位日本观众说：“希望武汉人能快乐起来”